如果美国政府能够一开始就跟我国政府一样自律，严管公权力的用枪，只怕今天也能跟我们国家一样和谐吧？所以，呼吁一项技术带来的便利和透明度时，不仅要看理论，还要看这种透明度能够被谁掌握。如果只有强势一方可以利用这个工具，弱势一方不能用，那这种工具还是不要也罢！”

谷和仁的话颇为引起了几个悲天悯人评委和部分观众的共鸣，一时之间心理的天平又向复旦大学队方向有所倾斜。

但冯见雄立刻刁钻地接过了话：“很高兴对方辩友承认了这一点——也就是说，问题并不在于互联网有可能扩大个人行为透明度、减少隐私范围。而是在于，我们要确保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透明度，可以公平地被社会各方所使用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还限制互联网科技发展干嘛？在这个问题上，你我双方不是达成共识了么？剩下要谈的，只是如何确保公平的问题了！”

复旦队四名队员闻言都是一愣，顿觉这句话着实难以反驳。

“对啊！要关心的，应该是新技术带来的信息透明度，如何被穷人富人、有权人无权人公平调用的问题，而不是限制技术本身的发展啊！这个角度说的太好了！”主持人萨贝宁觉得眼前一亮，再看场内观众时，大多数人似乎也被这种分析说动了。

“不……不对！对方辩友这是在用理想主义想当然！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社会问题，不是乌托邦的理论，所以任何观点都应该结合社会实践，有可操作性。

请问对方辩友：当今世界，究竟是像我国这样警察和人民都没有枪，凶杀案更少、更安全；还是像美国那样，警察和人民都人人有枪凶杀案更少？如果确保人人都公平有枪这点暂时无法做到时，是不是一竿子禁枪更加有社会责任感？”

冯见雄反唇相讥：“你的类比根本没有可比性！”

谷和仁立刻追问：“说话要有证据，那倒是请你举出‘未来让贫寒者和富贵者拥有同等调取互联网透明数据’可能性的社会模式来！千万别等哪一天，你的家人因为互联网带来的个人信息泄露，导致被诈骗得惨不忍睹时，你再来追悔莫及！”

“当然可以！”冯见雄毫不示弱，“我觉得互联网带来的数据透明度提升，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任何一次都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。正如人人可以买摄像头进行安防监控，人人也都可以买dna鉴定仪鉴定某个公共场合最近有哪些人来过了。

未来，只要程序合法、诉求合理，任何公民应该都有权提出调取公共监控数据、每一个离婚案的当事人，都该有权公平地申请电信/移动公司公开自己配偶的gps行踪记录。只要国家的法律保障，确认这种诉求在调用权限上是对所有人公平的，就没有问题。

而且，刚才我方说过，隐私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，也就是‘陌生人的社会化大生产、分工协作’阶段时，才产生的。为的就是解决‘这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，如果别人知道我的情况而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，我就有可能有危险，吃亏了’这个问题。而在熟人社会，是不存在隐私权这个概念的。

未来，正是互联网带来的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大发展，有可能从根子上就消灭掉‘陌生人协作社会’这个隐私权存在的社会基础，把人类重新拉回到熟人社会，既然如此，隐私权还剩多大意义呢？一个更加透明、互相了解的世界，难道不是更好吗？”